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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是抵御金融危機的根本途徑
  • 發布時間:202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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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對外部沖擊的全球金融危機,增長來源是否基于可持續性,產業結構是否符合比較優勢要求,都影響到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和擺脫危機所需的時間??茖W發展的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克服危機的能力。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更加科學的發展道路,是應對金融危機、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徑。本文從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就業最大化、協調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闡述了科學發展對擺脫金融危機的意義。

    1。改變經濟發展模式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主要影響了實體經濟中的中國。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美國的大規模失業和工資削減導致消費萎縮,不僅使國內企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大大減少了進口。當金融危機影響到歐洲和日本等大型經濟體時,中國出口型企業的訂單進一步大幅下降,大量企業倒閉甚至倒閉。由于這些企業主要雇用沒有當地戶口的移徙工人,因此移徙工人首先承受企業遇到的商業困難。許多人失業了,要么回到農村尋找就業機會,要么陷入就業不足,甚至失業。這種情況暴露了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也標志著這種發展模式的終結。

    我們說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終結,因為它所依賴的經濟增長驅動力不可持續,產業結構不協調,區域發展不平衡。具體來說,在這種發展模式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物質和勞動力的投入,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工業發展過分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而不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而國內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區域發展過于依賴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而不是東、西、中三類地區的均衡發展。

    在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過程中,旨在擴大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發展方式的轉變往往體現在產業結構升級上,但產業結構升級本身并不一定會導致發展方式的轉變。如果產業結構調整符合特定發展階段的比較優勢,經濟增長就能充分獲得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高將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產業結構更加協調,區域發展更加均衡,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滿足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

    在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歷史上,許多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者通常會固定一些產業結構升級的經驗,甚至把它當作任務本身。然而,在違背比較優勢的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變化不會使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從投資驅動到生產率驅動的實質性轉變,甚至可能強化傳統的增長方式。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蘇聯和印度,重工業優先發展違反了比較優勢原則,導致宏觀政策環境扭曲、微觀管理機制低效,最終耗盡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是政府管理模式要適應科學發展的要求。在轉變增長方式的實踐中,投資者通過接收生產要素的正確價格信號,在不受干擾和特殊保護的情況下,選擇最有利于發揮區域比較優勢的生產方向和技術組合。政府不再干涉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發展差距和資源稟賦差異。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東部地區需要根據動態比較優勢的變化來升級產業結構。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仍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較低的土地成本,因此可以承接東部地區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東部地區產業升級轉移和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都意味著產業優化升級,符合比較優勢,反映了發展方式轉變所需的結構調整。

    一個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及其國際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勞動力成本,還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前者與比較優勢成反比,而后者與比較優勢成正比。自本世紀初以來,雖然我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即工資水平增長迅速,但勞動生產率總體上保持與工資水平相同的增長率,兩者的增長率都遠遠領先于世界。中西部地區在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00-2006年間,中西部地區制造業工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9%和9.2%,均高于東部地區的7.8%。然而,這兩個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仍然存在。同期,中西部地區勞動生產率分別增長25.1%和19.2%,也高于東部地區的16.6%。這表明,雖然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不再顯著,但中西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顯著增加。

    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危機時期,往往是進行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以改變發展模式的好時機。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競爭的壓力增加,創新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生產要素價格相對較低,有利于結構調整。例如,返鄉農民工將具有制造技能的人力資源帶回中西部地區,工人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訓的機會成本也有所下降。投資者和企業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積累人力資本。部分機械設備閑置,通過形成低價租賃和轉讓市場,可以大大降低行業投資門檻。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鼓勵產業政策為東部產業升級和中西部產業轉移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2?!巴ㄟ^擴大就業刺激消費”金融危機對中國就業產生了明顯影響。根據我們的粗略計算,除了出口下降影響到2000多萬農民工的就業之外,城市失業率還可能上升1個百分點,從2007年的5%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6%。為了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我們需要恢復推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由于危機的外部進口性質,出口需求的恢復在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我們。雖然以政府投資為特征的經濟刺激計劃可以在短期內形成強勁的投資需求,但這一需求因素的可持續性最終取決于消費者需求的啟動。居民收入增長是消費需求的第一驅動因素,其基礎是就業的穩定和擴大。

    這場危機的主要目標是以移徙工人為主體的非正規就業群體。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信息化趨勢。據調查,30%至40%的城鎮本地工人采用靈活的就業方式,人數約為1億人。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靈活就業比例較高,占農民工總數的近2/3,約9000萬人。然而,由于這一群體很難反映在當前的就業統計系統中,n

    大學畢業生和其他新興的工人群體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困難。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就業機會減少,即使一些企業不愿意解雇現有員工,也會大大減少新員工的就業。前幾年,大約一半需要解決的就業人員是各種類型的畢業生。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規模前所未有。在經濟危機中,他們將面臨嚴重的就業困難。各種幫助就業和創業的措施應該更多地針對這一群體。

    失業率由相對穩定的自然失業率和隨宏觀經濟變化的周期性失業率組成。針對失業兩個組成部分的雙管齊下的政策可以有效控制失業。

    直接針對周期性失業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完成確保增長任務的過程中,將投資導向對就業刺激效果最大的部門。中小企業是吸收就業的主要力量,但以財政支出為主的中央投資不能直接投資于中小企業。作為中央投資的延伸,地方配套投資和私人投資很可能延伸到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企業。要解決最終需求問題,我們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投資。私人投資是增長的持續驅動力。為了鼓勵引進私人投資,我們可以從取消相關限制開始。目前,對服務業的私人投資仍有許多限制。例如,服務業的許多領域仍然存在進入壁壘。除了對行業準入的許多限制之外,各種交易成本、政府服務不足和一些地方的腐敗共同為私人投資設定了一個高門檻。如果這些制度障礙能夠消除,許多工作崗位就能創造出來。

    由于自然失業率與勞動力市場的功能相關,因此可以通過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來降低。特別是在周期性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加強政府的勞動力市場服務職能,即通過提供就業和再就業的中介服務和培訓,減少工人在找工作時遇到的人為摩擦,自然失業率的下降可以用來抵消經濟增長放緩造成的周期性失業率上升。這對青年就業群體尤其重要,因為他們是正常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自然失業率的主要承擔者。因此,政府降低自然失業率的努力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重點是幫助這一群體找到工作。

    保持和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也是解決當前就業壓力的正確方法。在宏觀經濟面臨困難的時候,靈活的就業渠道對保持就業穩定至關重要??v觀過去不同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就業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1991年至199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1.9%,而1997年至2002年是一個低增長時期,平均增長率為8.4%,2003年后達到11.0%。然而,上述三個時期的就業增長是一樣的,而且增長速度非???。不同之處在于,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時,非正規就業或靈活就業加速,而正規就業下降。特別是在1997年以后,正規就業的增長是負數,但是通過靈活的就業渠道,這種損失是可以彌補的。

    3。教育發展的反周期效應

    歷史經驗表明,超越常規手段發展教育不僅是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要求,也是抵御經濟周期影響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嚴重的經濟危機往往是促進教育發展的重要機遇。許多國家已經把深化教育和加強培訓作為應對經濟蕭條時期危機的重要手段。例如,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高中學生人數翻了一番,擁有學士學位的人數增加了50%。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于1944年頒布了《退伍軍人權利保障法》,以應對1200萬退伍軍人造成的就業壓力。最重要的措施是補貼退伍軍人上大學

    在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和宏觀經濟下滑期間,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效解決失業和下崗問題的同時,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當時,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的政策意圖是,第一,需要增加人力資本存量,第二,增加家庭教育投資可以刺激內需,第三,延長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緩解就業壓力。上述擴大教育規模的原因目前仍然存在。因此,這一寶貴經驗也應該用于解決危機造成的就業沖擊,并將教育的非常規發展作為反周期政策的重要手段。

    首先,與發達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發展水平有很大差距。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的教育有了很大的提高。九年義務教育覆蓋率達到95%以上,中青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1%。然而,中國的教育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除了勞動力受教育年限遠低于發達國家之外,中國受教育年齡人口的入學率也明顯低于發達國家。

    其次,擴大公共和家庭教育支出可以刺激消費者需求。國際比較顯示,2005年,中國的金融和教育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僅相當于法國的50%、德國的67%、日本的82%、英國的56%和美國的58%。這不是一個實際的差距,因為教育投資的規模與一個國家人口的年齡結構有關。當受教育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相對較高時,需要將更多的資源用于教育。根據這一原則,由于中國總人口的較大比例仍處于教育階段,調整后的實際公共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進一步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法國僅為39%,德國為44%,日本為53%,英國為44%,美國為50%。

    此外,發達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占社會教育總支出的86%,發展中國家約為75%,世界平均約為80%,而中國僅為46%。中國私人支出在教育支出中的比重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發展中國家。私人教育支出的高比例嚴重擠壓了私人消費空間,導致對社會消費其他方面的需求不足,削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梢钥闯?,如果公共投資比例增加,可以通過緩解家庭教育投資的擔憂來刺激家庭的正常消費。

    第三,根據20世紀90年代末高校擴招的經驗,推遲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對緩解宏觀經濟周期帶來的就業壓力有明顯的效果。例如,最近一次擴招始于1999年,而1999年和2000年是城鎮失業率最高的年份。然而,當學生在2002年和2003年第一次擴招后畢業時,失業率開始降至最低點,此后一直在下降。鑒于這種失業的周期性,也可以預期類似的影響。

    特別重要的是要指出,雖然我們經常呼吁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但事實上,沒有更高的學歷使就業更加困難的現象。從表面上看,文盲或識字率低、小學和初中畢業生的失業率分別為3.3%、5.9%和7.7%,而高中和大學的失業率高達13.0%和13.4%,大學本科、研究生和以上的失業率分別為11.9%和10.4%,但這是勞動力市場上的正?,F象。因為一般來說,學歷較低的工人更愿意接受較低的工資和不太滿意的工作,而學歷較高的工人有更高的就業期望值

    上世紀末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和宏觀經濟低迷時,為了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城鎮建立了下崗職工基本社會補貼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條基本保障線,這不僅有效穩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促進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長期任務。這可以說是上一次金融危機期間取得的一項重要制度成就,也是改革期間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邁出的最大一步。然而,迄今為止,我國城鄉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仍然有限,特別是那些在非正規部門工作的人和農村居民,他們被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的程度很低。

    居民對風險和影響的不確定預期,如對老年、疾病和失業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他們的消費行為,即他們需要依靠自我保護來應對這些風險,導致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面對經濟危機,要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最需要啟動的是居民的消費需求。隨著出口需求的急劇下降,外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是最小的,至少在全球經濟整體復蘇之前是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的投資刺激計劃無疑將提振內需。然而,這種內需只是投資需求。沒有居民消費需求的跟蹤,增長終究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通過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來刺激居民消費是一項有效的反周期措施,將保護民生與保護增長結合起來。

    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積極就業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的成功經驗。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重大突破,將有助于緩解居民對消費的擔憂,增強消費者信心。它們不僅具有刺激經濟的短期效果,而且具有改善社會保護和公共服務系統的長期效果。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是一項長期的建設任務,刺激消費需求是應對危機的短期要求,因此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并沒有被作為反周期政策的優先領域。需要看到的是,中國社會保障的問題不在于保障水平,而在于保障體系的存在。在解決安全水平高低的問題時,居民的消費行為可能會逐漸改變。然而,無論是否有保障體系覆蓋,都能立即改變居民的消費行為。

    此外,社會保障擴大引發的消費主要是以低收入居民為主要消費者的低端商品,而這些商品正是中國出口市場受沖擊最大的部分。因此,通過擴大社會保障刺激消費不僅可以改善民生,而且有助于啟動因出口下降而閑置的生產能力。依靠提高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水平來刺激普通商品的消費,有望比發行消費券產生更加明顯和直接的效果。

    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以刺激消費的效果對低收入群體尤其明顯。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他們受到失業或收入減少的打擊。社會保障體系是他們維持相對穩定生活水平的重要安全網。我們的粗略估計顯示,對于1/5的收入最低的城鎮居民(2007年約為1.18億),只要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險計劃中的任何一項得到覆蓋,消費支出的年總增幅都可以達到100億元??傁M支出似乎不大,但在危機期間收入水平有下降的趨勢,提高社會保障覆蓋率的效果體現在即使收入保持不變甚至下降,消費水平仍然可以提高。由于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很低,如果更多的保障項目延伸到農村地區,對消費效益的刺激將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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